直播间内外:一个成人如何走出文盲

如果你第一次点进成人识字教学的直播间,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。花花绿绿的特效和形形的动画实时更新着观看直播的人数,2个小时的直播,人流量最高可达10万人。随着各大媒体的报道,成人识字的话题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人们的世界。

直播工具现如今已成为一个嵌入社会中的现象级景观,包罗各色人群。而这次,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,他们通过直播间窥见了一个生活中不常见的人群:文盲。在这些“折叠空间”中,之前零散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再次集中起来,聚集在了一起。

可是,直播间里的他们只是这个群体的小部分,而我们希望能从直播间的窗口往外看,从推崇终身学习、好学上进的范式里暂时抽离,看看直播间内外,看到他们的纠结与希冀,看到他们和文字的故事。

晚上十点多,王兆超跺了跺脚,打开了声控灯。出租屋的门把手上乱七八糟别着几卷小广告,遮住了锁孔。他取下来,看到惊叹号,粗大的彩色字体,还有一个大苹果在图上。他心里暗笑,这些东西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些看不太懂的符号,“贴小广告的真是塞错地方了。”

王兆超把小广告扔到门口,钥匙,那一刻他心里突然一个念头微微闪现:不识字的他,连小广告都看不懂,是不是很失败。这种念头持续了1秒,钥匙扭转,随后门开了。

“平时感觉不到和他人的差别,只是偶尔会有一点感觉。”生活的细节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提醒着他欠缺着什么,但是他一般都会选择让这种瞬间在分秒之间过去。

王兆超不会想到,这样的闪念不止他一人曾经有过。像王兆超这样的文盲,中国目前有3775万,他们在中国各个角落里生活着。

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,中国的文盲率从2000年的6.72%下降到2020年的2.7%,文盲人口大幅度地降低。从每省的文盲总人口来看,西部地区文盲绝对数量较少,但文盲人口占比较高,人数虽然在降低,但脱盲工作仍在途中。此外仍有几个地区的文盲数量居高不下,主要的集中分布点有西南地区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,华中地区的河南,华东地区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山东,以及华南地区的广东。

放弃上学,对王兆超来说是一瞬间的念头,在一个6月末的夏天,他和伙伴在外面玩的时候,突然不知道哪个人提出“咱们说好了,谁都不去上学,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。”的主意。他回想起,当时村里很多人都没有上学,尤其是女孩子们,每天赶着羊去山上,这一切他们觉得,“不上学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但是,王兆超他们当年可能没有想到,对于这些女孩来说,放弃上学,也许背后是一场艰苦的拉扯和放弃。2022年,女性文盲仍然还有2800多万人,这相当于新加坡总人口的5倍,远高于男性。

倩倩就是被迫辍学的,当时家里有六个孩子,前几个都是女孩,只有最后一个是男孩,交了罚款,家里就更没钱供她念书,“当时我的成绩特别好,我也想继续念下去,但是父母希望可以让最小的弟弟上学。”那天,父母给了她一只母羊,说让她今天去山上放羊,她迷迷糊糊地去了,起初甚至觉得好玩,还在山上揪了一大把狗尾巴草玩,那天对她来说是不一样的一天。第二天,父母又让她去,第三天,第四天,直到这个不一样的一天变成了平常的一天,而在学校里的日子,变成了一个特殊而遥远的回忆。

王兆超14岁的时候,和同伴一样,去砖厂打工,他发现,识字多的工友总是更受欢迎,也容易被提拔为“班长”,于是他也想识字,并用刚挣的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。对着字典学字和拼音,他慢慢学会了一些字,“那时候每天学到凌晨,就是对着拼音死记硬背,再盖上拼音检查自己是不是记住了。”

王兆超的脑子确实比较灵光,2004年,他一边用字典自学识字,一边跑去青岛的海尔工厂去学修空调和健身器材维修。这虽然是一项比较精密的活计,但是他是一个“非常爱跟自己较劲”的人,师傅带他学修理的时候,经常不吃饭不休息地研究这些修理的技术,进步很快。

后来,他的师傅推荐他到公司去上一些管理培训课程。但是,当王兆超坐在教室里,看着“那个像电影一样的东西”上放了密密麻麻的文字,他感到了一种无能为力。他试图用笔做些记录,但是对他来说,到纸上都是扭曲变形的形状,虽然他在字典上学了一些字,却远远不够用,他记录的速度根本追不上PPT的放映速度。

那天,他没赶上公交车,慢慢走回去,路上冷冷清清,他的心情也极差。那年他才19岁,本是年轻气盛的时候,但是他觉得自己达到了某种极限:我知道我肯定是学不会了。“年轻的时候,自尊心也强,总不愿意让人看见自己学不会。”第二年,他在别处找了其他修理工的活,周围的人都不太识字。

王玉名是15岁去了煤矿上。他说,他也曾买过字帖,那是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子,他花了一周的工钱买的,很好看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他宝贝得不行,把字帖藏在枕头底下,那是他学会识字的希望。但是当他翻开帖子的时候,他失望了,字帖并不是学字的好方法,没有注音,也不知道那些痕迹都是什么,他曾熬夜写过字帖,“但是写完,只觉得有些字眼熟,没什么用。”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位老师。但哪里能找到一位老师?他不知道。

倩倩一直在试图学习认字,她比王兆超和王玉名要更幸运,在2004年通过自己的小学老师,了解到了一个成人识字班,每天骑自行车去镇上上课,她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。

扫盲教学班曾经是实现脱盲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。新中国成立后,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,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.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。2000年全国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后,扫盲工作的重点转向西部地区。2011年,中国向世界宣告,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任务。

但是随着大面积扫盲工作的落幕,扫盲班也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教育局数据显示,2013年中国的扫盲教学班数量为32527,而到2017年教学班就只剩一半了,相较于从前,文盲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法接触到扫盲教学班。

倩倩参加的那个识字班也没有躲过这个命运,没过多久那个识字班的人越来越少,后来就没有再开了,“还是学了不少字吧,但是如果不经常写和看,就忘了。”

还有些人会采用识字课本进行自学,倩倩也曾经留意过市面上是否有这样的教材,但是她发现都是幼儿的教学定位,后来她选择用自己之前在识字班做的笔记进行自学,但是内容毕竟有限,最后也放弃了。

的确,在扫盲运动时期,识字教材更成体系,因为是由国家统一印刷发放,是扫盲班帮助成年人识字的重要教辅资料,在教材内容设计上,也更贴合成年人的学习特点,结合成年人的工作生活。

但在2000年扫盲运动得到阶段性胜利后,识字教材编写逐渐由中央负责转向地方自行开展,如浙江省教育厅出版的《浙江扫盲读本》、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云南扫盲基础教材》,但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协调管理,可能会存在教材质量地方不均、普及不到位的问题。

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,现有的识字教材趋向商品化,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识字教材不再专门为盲编写,而将市场更多地面向同样有识字需求儿童群体。一方面教材低龄化的风格和内容影响了成人识字的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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